王浩威：對台灣樂觀的三個理由
【天下雜誌 514期】
2013-01-09
進入二○一二年最後一天的第一小時，許久不見的老友傳來長長的訊息。原來她們一群憂心下一代生活環境的媽媽，發起「拒絕危險核電廠」運動，希望來得及在元旦升旗前集一萬人聯署，可以及時宣揚這主張。
那是凌晨該入寢的時刻了，尤其是前一天寒流猛降，台北溫度從攝氏二十六度一下子就掉到八度，更教人想躲入被窩裡。我匆匆貼上臉書，很快就入睡。
第二天早上九點三刻，發現已經有九十五個朋友按讚表示同意；還有八位甚至還轉貼到自己的臉書，更積極地幫忙擴大影響範圍。按個讚可以改變國家大事嗎？
在台灣，至少還有一群人擁有這一股傻勁。明明知道財閥勢力龐大，明明知道立法院是無藥可救的黑金結構，明明也知道當今兩黨都是整個腦袋只有獻金和選票也就一樣是軟趴趴的，更知道國際資本集團和軍火與核廠販售生態的結合是牢不可破——但是，即使面對這些不可能，我們還是相信按下一個讚是有意義的，是有用的。
我們相信：對公共事務就是要關心，對人間的公平正義就是要堅持。而且，因為普遍存在的這股傻勁，更教人對台灣充滿樂觀。讓人對台灣繼續充滿樂觀的第二個原因是，台灣民間每一角落都可以看到的社群力量。
西元一九九九年發生在我自己故鄉的九二一地震，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難過。我大姑被倒塌的磚牆奪走了性命，而她只是二四四四條不幸生命（二四一五人死亡加二十九人失蹤）中的一位。這個讓許多家庭心碎的災難，卻成為台灣社會重生的契機。
八○年代，台灣原本就有一股蓄勢待發的民間力量，早在陳其南在一九九三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以前，就出現在花蓮等許多地方了。然而，當「社區總體營造」變成政策，這些活動列入寫報告向政府申請經費的官僚流程後，所有的活力反而停滯。直到一九九九年這樣的天搖地動，震開了所有官僚化、買辦化、和商品化的束縛，這些原來被政策所窒息的活力，才又重新活起來。
當時在災區的重建經驗，包括集集、石崗、埔里桃米等廣為人知的地點，還有更多媒體沒機會注意但也一樣活力十足的城鄉社區，開始向震區以外的地方散播。原先地震之際，災區外的人們是來幫忙來救援的；後來，災區內發展出來的實踐經驗，教導外面的人更多更多，反而成為台灣其他同樣處於敗落中的社群一個救贖的機會。
透過災區這些經驗，我們開始更願意信任別人，更願意與別人合作，將自己交給群體。在這過程，我們也看到了人們開始走出藍綠的撕裂傷痕，愈來愈不受藍綠旗幟的蠱惑，也不再因藍綠政客而賭氣或犬儒而冷眼旁觀，而是人和人直接擁抱，共同為那些「對人民是好的」的事，來共同努力。儘管，也許彼此之間關於那些「對人民是好的」看法上經常有差別；但愈來愈多人寧可用討論和溝通來處理這差異，知道要避免被政客或財團利用了。
因為這樣的時代氣氛，我們看到台灣許多角落許多社群因為來自民間的力量，開始有了新生命。甚至連台南市或花蓮市這樣大型社群，地方政府其實沒真正幫上太多忙（不扯後腿就是好政府了），而是因為民間相互的信任和相同的善念而產生的自發力量，共同營造了對大家最好的生活社區。
這樣的社區活力，是台灣讓人依然樂觀的第二個原因。
而第三個原因呢？還記得那位在立法院罵教育部長偽善、滿口謊言的清華大學學生陳為廷嗎？
電視新聞一開始只是灑狗血地播那些驚悚畫面時，我自己一時之間也困惑了。等到看到網路流傳的完整版現場轉播，才開始了解這一群學生是為了教育被商品化而抗議，但教育部的回應卻是言行不一。這情形之下，誰能不生氣？
原本任何國家政策，即使是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譬如美國），都知道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這三塊是不能用放任的資本主義方法來處理的。但我們的財團虎視眈眈，我們愚蠢的學者在幫忙背書，我們的政客更想趁機大撈一筆，於是，台灣一切原有的美好都陷入不設防而步步失落的狀態。誰，能不生氣？
我要感謝陳為廷他們這一群年輕人。因為他們還會生氣，還會寧可罵人也要講真話，讓我們覺得這世界還是活著的，而台灣，還是教人充滿樂觀的。他們的不禮貌，是我對台灣依然十分樂觀的第三個原因。（作者為醫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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